老庄和卢梭不同凡响的声音：“愚民教育”好！

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。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”(道德经65)
在这里，老子明确地推出他的“愚民教育观”，并道出理由。接着，他还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主张的细节，就是：
“不尚贤， 使民不争。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。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；常使民无知、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”(道德经3)
让老百姓吃饱饭，身体强壮，却头脑空虚，无所用心，不崇尚圣贤，不追求贵重物品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欲求，让少数有头脑的人也变得没有作为，国家就能够实现无为而治。
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是以圣人，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”(12)缤纷色彩、悦耳音乐、美味食品、打猎和珍宝，对人有诸多坏处，所以圣人也只求填饱肚子，没有更多的追求。
治理愚民需要圣贤以身作则，给老百姓做出榜样。他无为，人民就会自然归化；他处于宁静状态，人民就会行为端正；他不干预世事，人民就会自然富足；他无欲无求，人民就会自然淳朴起来。(57)这样做，会让政令糊涂，但人民反而会变得淳朴，政令清晰，反而会让人民变得狡诈。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(58)
庄子也指出“故天下每每大乱，罪在于好知。”因而要“绝圣弃知”。他在《大宗师》中一段令人称奇的描述是：不知用了什么神奇的法术或诡计，竟然让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弃儒入道，不仅自己获得了“坐忘”之术(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)，而且在老师面前卖弄起老庄这一套，让推崇仁义礼乐的孔子竟也“愚”了起来，声称要跟他学━━“丘也请从而后也”！
“愚民教育”是历代统治阶级訾议老庄的重点，是扬儒抑道的重要口实。今人对老庄这一观点也是贬多褒少，比较一致地认定属于反知识、反科学，倒退的观念，但正如老子所说，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，“愚民教育”对老百姓何尝不是一种福祉。对此缺乏认识的人，可说是没有真正认识老子和庄子，尽管他可能是著名专家。

那时读书就是读经，主要是儒家经典，封建伦理道德那一套，其他知识包括道家学说都是不受欢迎的。而学习儒学既不能帮助人获得真理，又不能获得谋生的技能，只能让人变成奴隶或统治阶级的成员━━通过考试。
这种学习的第一个作用是让人丧失自然的本性，让原本健康的人变残废。庄子列举了独脚兽(夔)、多足虫(蚿)、蛇和风四种自然事物，它们虽则少足、多足或无足，但都能行走，凭的就是各自的自然本性，其中无足的风走得最快，威力最大。庄子这一教导在奥修那里变成青蛙和蜈蚣的故事，在哲学家青蛙的启发下，蜈蚣刚学会思考，就变得不会走路，瘫了下来，儿童通过教养也变得愚笨。
学习的第二个作用是让世间万物丧失自然的本性。牛马有四只脚是天然，笼住马头，穿牛鼻子，是人为。这样做，对人是有用的，但牛马由此失掉了它们的自然本性，成为人的工具。教育越发达，自然的事物越少，人为的事物越多，自然逐渐被人化。
此外，更为严重的是，学习让人获得知识和技能，创造众多奇巧的事物，还会让人民失掉淳朴的本性，变得狡诈和残暴，象跖和田成子那类盗贼增多。这种结果，对国家是祸害，对人民也没有好处。
“愚民教育”与老庄无为而治的主张是一致的，是这一主张在教育上的运用。人应当顺自然的本性而成长，教育是人为之事，它的目的是改变人的自然本性，让人变“残废”(奥修)，儒学教育尤其如此，将它废止也就不是坏事，而是好事了。接受坏的教育不如没有教育。

老庄这一教育思想在中国不受赞赏，在外国却起码得到20世纪的印度人奥修的盛赞和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的支持或不谋而合。奥修的观点已有论述，下面着重介绍卢梭的教育观。
《爱弥儿》是卢梭创作的教育经典，在这部书中，中国人会惊讶地发现大量老庄的词语和思想，几乎是翻版或“盗版”。那时的欧洲曾盛行过一阵中国热，中国产品和作品被大量翻译和介绍到英、法、德等国，受到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人的热烈追捧，也引起黑格尔的关注。卢梭是否受到影响，没有历史记录，但据他与老庄的相似程度，对此存疑是合理的。那时的欧洲人大多有一种创新的热情和附带的荣誉感，引用他人的语言和思想常不加说明，尤其是当作者是古人或外国人时。那时也没有版权法，抄袭不犯法。不过，我作这些论述可能冒犯了卢梭，他可能对老庄根本就一无所知，他们间的相似只是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罢了。
卢梭主张对孩子开头几年的教育采用“纯粹消极”的方式，教育的法则是：“不仅不应当争取时间，而且还必须把时间白白地放过去。”“由于错用时间而带来的损失，比在那段时间中一事不做的损失还大，一个受了不良教育的孩子，远远不如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孩子聪明。”此后也顺其自然，“不按照成规来管教你的学生，要放任无为才能一切有为。”
卢梭认为教育有三种：自然的教育，事物的教育和人的教育，三种都要用上而且要保持一致，不要局限于人的教育尤其是书本教育。他认为读书对儿童是一种灾难，他的爱弥儿到12岁时还不大知道什么叫书。“大自然自有增强孩子身体和使他成长的办法，我们绝不能违反它的办法。”
儿童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健壮的体格，“有了良好的体格才能使人的思想敏锐和正确。”语言可以在使用中学到，不必专门教授，更不能教给儿童理性，即不能代替儿童思考。“我宁愿让一个孩子到10岁的时候长得身高5尺而不愿他有什么判断的能力。”惟一需要教给儿童的是做人的知识，人们“教给他一切知识，却就是不教他认识他自己，不教他利用自己的长处，不教他如何生活和谋求自己的幸福。”
教师最重要的教学艺术是：让学生保持无知的状态，只须“帮他准备能够用来获得学问的工具”就够了。有学问的人知识越多在判断上越自负，离真理越远，越容易犯错误，“惟一可以避免错误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知道”，“我们在无知无识中反倒比我们有了各种学识还更为快乐”，“人之所以走入迷途，并不是由于他的无知，而是由于他自以为知。”
那时的欧洲教育巳属世界先进，卢梭却把它说得一无是处，他因而受迫害，东躲西藏，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他的理论逐渐被人民接受。欧美人才辈出，创新丰硕，卢梭有很大的功劳。
根据柏拉图的“国家个人共性论”，把个人的经验运用到民族上，那么日尔曼人的文化发展史就颇为奇特地印证了卢梭的理论。相当于12岁的爱弥儿，日尔曼人到12世纪时还没有文字，没有书本，不懂得理性，之后却首先办起了大学(开始时连大学里都没有书本，学习靠听讲和讨论)，迅速发展出各门知识，推动世界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。象卢梭所说的：“你不急于达到什么目的，反而可以很有把握和十分迅速地达到那个目的。”
相比之下，舜时代的中国人就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，就懂得对人民不能放任自流，要有所作为。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煖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(孟子：滕文公上)契是舜的臣子，殷王朝的祖先，距今有三千多年了吧，那时即由他开始的教育达到了什么目的？今天几个明显的现象是：仍然没有多少重大创新，送孩子入双语幼儿园，继续考试和继续读经！几乎毫无长进，是否说明有为比无为还糟糕？
实践老庄和卢梭“无为教育”、“愚民教育”的欧洲“野蛮人”，却远远地走在文明世界的最前方。
当代人若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，能反传统而行之：丢开枯燥的书本，拒绝考试或中途辍学，不追求文凭、职称和高收入，彻底实践老庄和卢梭的教导，按自己的天性自由成长，也许会更有所作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