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谢和不感谢满清的理由

【按照家天下的文化传统和国际通行的按出生地确认的国籍法，当代中国人直接的祖辈是清人而不是汉人。从这个角度，中国历史要改写，对满清侵略要感谢，没有满清，就没有清朝留下的四万万人，就没有今天的十四万万人，此外，还有许多理由。承认这个事实让人感到悲哀；不承认，则难再前进一步━━退回汉代？】

17世纪推翻明朝建立清朝的满人是侵略者，今天国人在这上面已经取得共识。历史学界曾有一种民族认同论，认为满族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，因而认为满人不是侵略者。这个观点没有得到普遍支持。满人就是女真人，12－13世纪在宋朝与元朝之间统治中国100多年的金国就是他们建立的，被元灭后于明末东山再起，1616年建立后金，20年后改国号为清，8年后再度入侵中国，或说被吴三桂打开国门迎进中国，建立大清帝国。

苏拉德前面的文章表达过一个观点：侵略者凭借的是一种不完全的强盗逻辑，但他们并非全是强盗，他们与强盗不同之处在于，强盗只做坏事不做好事，而侵略者既做坏事，又做好事，有时还是天大的好事：唤醒那些麻木的、沉睡着的或内斗不止的民族。柏杨先生说，中国是个大酱缸，在里面翻滚折腾绝无出路，得有人来打破它。洋人、日本人和满人就是这类“砸缸”人，需要感谢他们。

汉人的教师有两种，一种是自家的教师，主要是契、孔子、孟子和历代帝王；另一种是不请自来的“外教”：蒙古人、满人、日本人和西洋人等是也。前一种教师的无效能表现在后一种教师的强行介入上━━他们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，野蛮毒辣，行的是“棍棒教育”，━━若不把他们的入侵看作教育，不能从中获益，毫无长进，那就是白挨打了，剩下的就只有怨恨。

另外，学习应当向强者学还是向弱者学？在一个强人林立的世界中，自己应当向被自己打败的人学还是应当向打败自己的人学？日本人所以能够后来居上，关键之点在于它“脱亚入欧”的转向，他们不把欧美人用大炮打开它国门的日子看作国耻纪念日，而看作值得庆祝的解放日，将入侵者看作恩师。聪慧的人应当能够从自己全部经历中获益，不仅能够从朋友、从成功中获益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敌人、从失败中获益，“发现补救损害的方法；他知道怎样把那些严重意外事件变为对他有利的东西”(《尼采生存哲学》p9，14)，这就需要怀有一种宽阔的感恩之情━━它也可能是一种报复，尼采所推崇的耶稣所实践的报复：以感恩的方式征服对手。

需要感谢满清的直接理由有二，一是它扩大了中国的版图。清政府施展它侵略的本性向北、向西和西南扩大了这个国家的领域，让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宽广的国家(元朝不算)，做了类似叶卡特林娜女皇在俄国所做的工作。二是它促使中国人口增长。清初全国人口仅1千万多，到后期膨胀至4个亿━━他们就是现今14亿中国人直接的祖父辈。

作为对比，对蒙古人就不必感谢。不说杀人放火的事，就说上面这两件事。一是国土，蒙古人也曾用暴力开疆拓土，占领比清朝还广大得多的地域，但蒙古人最后被打败，占的地退的退，分割的分割，自己退缩回今天的蒙古国内，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；而满人最终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(小部分被沙俄所占)和新征服的土地归并进中国，族人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，侵略成了归附。在人口贡献方面，元朝只让人口数量略有增加，清朝却让人口翻了几番，即使剔除统计误差也是十分惊人的增长。中华文化属于生人文化，人人崇拜送子观音，清朝在这方面的“功业”远胜过汉人历史上任何朝代，比观音菩萨还要有恩于汉人，宁不感激涕零乎！

从强国和人民幸福的角度上看，满清这两个“功业”我都打上引号，因它们的消极面。国土面积广阔能满足人们好大喜功之心，却给国家防务带来困难，也容易分裂━━中国历史上就不断合了又分，分了又合，今天也未能算实现统一；人口众多则是贫困和动乱的根源。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崩溃就是这两大因素造成的，是它们稳定地往往还是以喜庆的方式发生作用的结果，清朝后期的社会动乱也与此有关。两大因素中人口的因素尤为消极，卢梭说过，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是强国。中国一直未能强大起来与人口众多关系最为密切。生人文化观让人看不到人多的弊病，只一味对开疆拓土、人丁兴旺的统治者歌功颂德，看不到这是条衰弱、屈辱和苦难之路。考虑及此，就不必过多感谢满清。

汉人尤其不必感谢满清，因为在267年间满人实际上已经成功地将所有汉人改变为清人。按照家天下的文化传统和国际通行的按出生地确认的国籍法，以20年为一代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往回数起码有12代是清人，四万万五千万人中四万万人是在清朝出生的，全部出生人数恐怕超过十个亿，汉人早已不复存在，尽管今天许多人仍然声称自己是汉人。否认自己的直接祖先是清人，转而与1000多年前的祖先相联系，就是意图否认自己一段心酸的奴隶史，却有12代共10多亿人的亲历证明这一史实不容否认。辛亥革命发生将近100周年，快有5代人，今天的国人是名符其实的中国人，不必说自己是清人，但若想在中国人称谓之外另立一个称谓，则惟有清人这一称谓是最合理的。

其实最应感谢满清的是其治国之道。“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而有余者”(章太炎)，平均5个满人(真正用权的只是1 个人)制服400个汉人，时间长达两个多世纪，不可思议，竟成事实，就很有说服力。女真人一直生活在乌苏里江流域，15世纪初接受明朝的统辖，经200多年的奋斗，才在现中国的东北建立后金，国家不象个国家，大多数治国制度靠沿袭或从明朝照搬过来，何以能将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治理得服服帖帖且繁荣昌盛？

这就需要重温柏拉图的一个观点：治理国家的智慧是人间最重要的智慧。
治国需要制度、知识、技巧和强力，更需要智慧，汉人在这方面恰恰最欠缺，远不如满人，这就是以上问题的总答案。

汉人虽则早就建立国家，却没有人认真研究如何治国，政治、法律、正义等概念一概没有，统治者煞费苦心的只是治家术和治人术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朝就是天下，从中发展起一种家天下的治国术(管仲、商鞅等的治国策)，实为一种收敛内向型的弱者治国模式。把国看成是个大的家，皇帝就是家长，一切属于他，一切由他支配，帝存国在，帝亡国亡，千万人的幸福安危系于一人。为了长治久安，皇帝的主要任务就确定为健康长寿和繁育后代，相应的活动就是吃喝玩乐，连处理国事往往也嫌累赘，由身边的人代劳。治国的基本方针是：扩军以保国，鼓励生育以保税赋和劳役。其后果则多是：皇帝被娇宠而变得昏庸腐败，权臣滥权谋私，军队成为阴谋工具，人民不堪重负(很大部分由生育无节造成)，怨声载道，动乱四起。

满清虽则也是家族治国，却遵循一种发散外向型的强者治国模式。首先君主必定是强者，清朝12位皇帝大多数聪明能干，一些幼年就位的皇帝，他们的辅助者也必定是强者，昏庸无能的人是混不下去的。他们对内虽则也遵循习俗鼓励生育，对外却奉行扩张以保国的方针。决不象汉人那样靠修筑长城以御外，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周边强敌撵走或压服，将国境推进到安全之地━━实际靠的却是汉兵。

和历代汉族统治者一样，满清实行的也是集权制，却是真正的集权。皇帝个个亲政勤政，按时“上班”，亲自处理国事，决不假手他人。清朝权力的核心是八旗军和军机处，由皇帝直接控制，将滥权和内斗降到最低限度。267年间从没发生宫廷政变，即便是象慈禧太后这样的老太婆也能够稳定地掌控政权，这在中国的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这种情况与满清的一个自我约束━━强者自我约束，弱者被欲望支配━━的制度有关：限制满人、蒙古人参加科考，即所谓“旗人不占鼎甲”，“满人不点元”，把科举入士之途差不多全部留给汉人。汉族读书人世代受的是儒家伦理教育，长于修身持家治国，是当官的理想人选，实施“以汉治汉”的理想工具。读书人头脑活络，擅长摇唇鼓舌，制造动乱，用名缰利锁将他们拴住，这无疑是一小撮人统治一大群人的明智之举━━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高明多了。有人作过统计，清朝267年间，开科112次，进士26000人；进士前三名中只有3人是满人，其中2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，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·崇绮在同治乙丑(1865年)考中状元。这并不是说满人不当官，他们不仅当官，而且当“一把手”，而且不必科考。只是没有科考的途径，会限制众多迷途于“八股曲径”中的八旗子弟参政。满人全部属于统治阶层，却不要求人人关心国事，甚至限制他们参政议政，也就限制了他们尊孔读经在精神上沦落为奴，宁愿让他们游手好闲，这是满人高于汉人之处。

满清另一个自我约束的制度是：满人不许经商，官员就更不允许经商，堵塞了自家人生财的金光大道，把“红顶商人”的帽子奉送给汉人。汉人手中的钱最终大部分流入自己手中，自己何必劳累担风险，背“好事占尽”的骂名；经商容易引发人的贪欲和邪念以及倚仗权势欺行霸市等恶行，导致自我毁灭━━这又反映了满人治国的智慧。

权力和金钱是大多数人终生的追求目标，政府这两项举措造就了一个寄生阶层，但也因此避免了大量由权力和金钱造成的罪恶，正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聪明决策。

在经济管理上，满清统治者也算是颇有章法。皇帝用钱就比较有节制，不象大多数汉族皇帝那样将国库看作自己个人的钱柜子，任意挥霍。清廷还有几位以节俭或小气出名的皇帝，包括道光、咸丰和慈禧太后三位。据说道光想吃片儿汤，因为手下人想趁机谋利开出高价而作罢。乾隆六下江南(办了很多实事，并非仅为游玩)，花费巨大，颇为自责，告诫大臣以后要阻止类似的行为，还有许多关于他们的这类故事，在汉族皇帝那里都是不会有的。

清朝官员的俸禄比以前朝代的偏低。《红楼梦》中贾政从五品官，岁俸银不足八十两，俸米不足四十石，两项合计，每月薪水约十两纹银，按330元/两计，约3300元人民币，只够维持一个五口之家。满人官员俸禄较高，而且会有许多以权谋私的机会，却似乎他们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机会，倒有些廉洁者，大贪官和珅的父亲就是一个。他当官时似乎没有为子孙日后生活着想，也似乎没有沾权贵世袭制的光，以致到和珅时家境竟极为贫寒，让他小时几沦落为乞丐。

清廷在国库管理上也算公私分明。《孽海花》里提到，王公贵人虽然身居显爵，却都没有恒产(汉人官员倒不乏有恒产者，《红楼梦》中的贾政就有大量田产和房产，岁租金收入达150000两纹银，贾府本身也是一大笔资产)，额外的钱财靠库丁偷盗国库获得，而国库的管理又比较严格，库丁进库要把自己衣服脱光，换穿单层粗布制的紧身库衣，出库时照章要拍手跳出库门，夹带金元宝十分困难，数量有限。一旦库丁“下蛋”，即夹带的元宝从“粪门”滑脱出来，不仅库丁要受惩处，背后的官员也可能被连带出来，敛财的行为和数额就受到严重限制。象和坤那样的大贪官是很特殊的，连嘉庆皇帝都眼红，他的倒台实是嘉庆所为，据说和坤的家财大部分是外财，来自西域。

自我约束还反映在皇帝后宫规模相对较小上。周朝时后宫即设：一王后，三夫人，九嫔，二十七世妇，八十一女御，以后朝代的后宫规模越来越庞大，往往数以千计。秦始皇要盖阿房宫才能将他身边的女人安置下来，传说汉武帝时“后宫数万人”，西汉时，后宫平均宫女约5000人，唐朝时的后宫也不下这个数，后宫的开支就是个庞大的数目。清从康熙开始，后宫设：皇后和皇贵妃各一，另有贵妃二名，妃，四名，嫔，六名，贵人、常在、答应，人数不定，比较起来规模小多了，太监和宫女人数比明朝少得多，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女人更少。清朝的后宫人数偏小是可信的，因为旗人数量就少。与皇帝睡觉的人一要讲究血统，不能是外族人，一般旗人都不能与外族人(除蒙古人外)通婚；二要讲究门当户对，不能是出身卑贱的人。有时还要让老祖宗(太后)满意，合适的格格难寻，一般宫女合乎要求的也不容易找；这也与他们草原骑手的本性有关，骑手身边是不能够容下一大群女人的。毫无疑问，后宫庞大是宫廷政变的一个源头，许多皇帝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命丧于妇人之手；子女众多则是宫廷政变的另一源头，这可以解析为清廷一直没有发生宫廷政变的一个原因。

中华文化是生人文化(或曰生民文化、养生文化)，人们自古即养成有家无国甚至无我的观念，一有权力或机会就会将公共财物往家里搬或占归己有，对此决不要抱有幻想。历史表明，要将这样的国家治理好，首要的一条是控制住官员的贪欲和邪念。满人在这方面做得不算很好━━他们也中了“儒毒”，━━却足以让汉人视作楷模了，即便在今天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。这是苏拉德认为尤其要感谢满清之处。

文章中用了数个“感谢”之词和一个“感激涕零”，实际却没有多大的分量，只是口头说说而已，也不代表什么人，完全是个人行为。不能说是独创，对满清皇帝歌功颂德的作品早已汗牛充栋，柏杨先生也说过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三个黄金时代中最好的时代，但他们没有明确使用“感谢”两个字，只香港有人用到。他们认为香港、满清和东北，在“外人”治理下都比“自家人”治理得要好(汉人经常碰到的两难选择是：被“自家人”折磨还是给“外人”当奴隶━━往往后一种境况比前一种境况要好)。这也有道理，一个长期不眭，热衷于窝里斗的民族，只有依靠外来的强有力的手才有出路。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酱缸要打破，不能依赖陷于其中的人(被柏杨蔑称之为酱缸蛆)，只能依靠外边强有力的“砸缸”人，才是得救之道。满清做得不够之处是，他最终未能将这个酱缸砸烂，因为他自己最后被淹没在其中，但引进了股清水，震开了些裂缝，也应记上一功。

毛泽东指出，“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”，好的效果还需要好的动机。若某人意在害你，你却因此而获益，就不需要感谢那人。譬如引诱你进赌场，意在让你倾家荡产，你却因此走运，成了大富翁，就不需要对那人道谢。满清就是这种情况(其他侵略者何尝不是这样)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“砸缸”救汉人，即便实际产生了后一个效果，是不必道谢的。何况国人需要向他人学的东西，根本就没有学到，比如限制权势者参政议政和经商的事……，让人想到柏拉图一个著名论断：美德不可教。对学者来说就是：美德学不来，或根本看不到什么美德。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则是一句话：从敌人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学的，只有报仇雪恨！━━却到现在，谁是敌人和最大的敌人，谁是朋友和真正的朋友，这一根本问题还在纠缠不清。

敌人的参考答案：①阿纳卡西斯：每个人的头号敌人就是他自己。②托·布朗：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最大敌人，也是杀害自己的刽子手。③西塞罗：他是他自己最凶恶的敌人。④美国印第安酋长“杰克上尉”：你们白人没有打垮我，打垮我的，是我们自己的族人。
他们说着了汉人。当外敌入侵时，在华夏大地上常见的现象是：立即出现主和派；侵略者进一步，主和派成投降派；侵略者胜利，投降了的汉人开始屠杀没有投降的汉人和其他人。这就是“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而有余者”这一荒谬现象得以实现的原因，要恨，就恨自己吧。